中国古建筑已有数千年的建筑历史,妄加评论实在不是一件讨好的事情。
天津大学有一个很厉害的教授,叫做王其亨,是专职教中国古建筑史的,对古建筑很是狂爱,以至于在1992年我们在山东蓬莱测绘天后宫的时候,先生能亲自攀上琉璃大殿屋顶测绘正脊。测到正午,先生肚饿之时,才突然发现弟子正扛着上房的梯子施施然向食堂进发,已然忘记还有一个先生在屋顶。先生狂吼已然无用,只好在5月正午灿烂的阳光下,在光滑的天后宫屋顶趴了一个中午,直到弟子午睡回来才发现闯了大祸。
为什么不敢擅自乱动呢?据先生研究,古建筑的四坡屋顶的起翘曲线实在是很美,而且是下雨时雨水流速最快的极科学的坡度。雨水流速快就表明一个大活人如果滚下来,也必定是会被抛得最远。这是笑谈。
对于先生来讲,中国古建筑处处是学问,这和先生广博的知识有很大的关系。古建筑的制式,和中国的历史、政治、礼仪、宗教习惯有密切的联系,实在不是简简单单就能够信口开河的。而从我个人的喜好来讲,比较偏爱唐宋时期的建筑风格,其雄浑大气,没有明清建筑繁琐的装饰,更适合目前所倡导的民族化。
但是中国古建筑的工艺,也注定使得中国建筑现代化进程会有更多的困难。中国古建筑大多为木质结构,其制式和做法是标准的木制榫卯结构,和现代建筑的钢筋水泥结构是南辕北辙的事情,所以现在以混凝土仿造的斗拱和屋顶之类的“仿古建筑”或者伪民族风建筑,我向来没有瞻仰的兴趣。
对于中国古建筑的理解,并不是要大家一致学习《营造法式》等古书才能有发言权,那是先生们的工作,正如日本的丹下健三所作的现代建筑中的民族意味,也并不意味其对于日本古建筑有类似于王先生的深度研究。
古建筑是一个历史文化载体,就如一本存在数千年的读本一样,只不过其所用的不是文字,而是材质、构件、壁画、窗雕和工艺,甚至于在主梁头发现的一方监工印章,无不以丰富的形态,向你展示一个古代社会的历史全貌。
读建筑的方式,和读书一样,可正规,可学术,可钩沉,可轻松,也可诙谐,用不着太过于严肃。即使是要猎奇和野史考证,古建筑也可是佐证。而这个佐证的可信度,也远比《戏说XX》之类的文艺片来得生动,来得可靠。
我喜欢民居古建筑远大于宫廷建筑。
宫廷建筑所受到的政治制式约束,直接导致了其建筑的无趣。从屋脊重檐,到几重斗拱,甚至到台阶级数都有严格的限制和规定,否则便会有犯上之罪。太和殿的庄严与肃杀和这种严格的制式规定有密切的关系。
而相反的是寺庙建筑和私家园林建筑,其灵活性可以因人因地而异。虽然宗教在中国好像是很受推崇,但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包涵使得中国人的宗教信仰并不像伊斯兰和天主教那么纯粹。所以中国人对宗教大庙的随意态度并不十分像西方人对教堂的态度。而旧时的庙宇和文人的私家园林也会在合适的时候提供给大家作游玩之用,比如每年的踏春,而且还可以发生很多奇妙的故事如《西厢记》之类的。反映到建筑上面,你同样可以发现不同地方的寺庙建筑,即使是供奉同样的神祗,神祗住的地方还是有大大的不同。大概不同地方的工匠都认为外来神祗住的地方都应该和自己住的有所联系,方显得好客。
而这种古建筑的地方化,却带来了中国古建筑的有趣和世俗化。
不久前去了潮州。有件事印象很深,就是开元寺。
潮州的开元镇国禅寺始建于唐开元26年(公元738年),敕名开元寺,明代改开元镇国禅寺后延用至今,但一般仍习惯以“开元寺”称之,至今全寺有约五十亩之广。
而这座大庙真正吸引我的地方是它的建筑。尤其是在大殿的屋脊和兽头的处理,真是令我觉得孤陋寡闻——居然在这么庄重的宗教建筑里面,会有如此民俗的装饰出现。
大红和大绿的颜色,是很难搭配得好,即使是在北京的皇家建筑,多出现于屋檐之下的斗拱处,很少见到在屋脊上。而潮州建筑相反,在屋脊之上比比皆是,其雕刻的精美暂且不提,单是繁杂多样的颜色和造型夹杂在一起,非但没有产生杂乱的感觉,反倒似为庄严的大殿围上了一条民俗的围巾,且并没有喧宾夺主,而且产生了一种不可名状的亲切感,真是绝妙。甚至间中还出现了粉红、粉兰和粉绿的颜色,艳丽无比,令人瞠目良久。
前阵太太从广州增城回来,带回十数张老房子的木雕窗棂,说是在乡下有很多老房子在不断被拆除,很多精美的构件被分散出售。每张窗棂只是十几块钱就可以拿回来。没有卖掉的便不知所终。
这几张窗棂已然黯淡,但其中的刀法精湛,有戏文,有白鹤,有鹿。
民间的工匠自然不可考,但从依然清晰可见的刀法和刻痕,恍然可见其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