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建筑的中国表达”是指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而问题是：是否需要表达？如何来表达？
百年探索中国的房子盖了千千万，却没有出现世界级的建筑大师和现代作品。当然原因并不全在（甚至主要不在）建筑师方面。但，是摆脱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还是需要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才能使中国现代建筑立于世界之林？如果需要，这近百年的探索，为什么没有成功？未来的路又在何方？
1911年的政权更迭（满清王朝变更为中华民国），并没有引起建筑风格上的剧变，1900年后政府和公用建筑采用西洋风格的倾向一直延伸到20年代中期。
1949年的政权更迭（中华民国变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也没有终止三十年代在民族主义背景下产生的“大屋顶”、“民族形式”。两次政权更迭在政治上讲，都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但都未引起建筑风格的剧变。
20世纪60年代之前，中国现代建筑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故然有其社会政治的背景，但建筑师是出于民族情感自愿地进行探索，而且他们都具有很好的对中国传统建筑的理解和传统文化的修养。所以，设计的作品形式地道，比例尺度把握较好，品味也较高。
文化大革命期间，尽管采取了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对传统文化进行“大批判”，但“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依然透着民族主义的情绪。
80年代初，当中国打开封闭了30年的大门，发现已错过了发展现代主义建筑的时机，现代主义已被宣布“死亡”，中国建筑师面对的已是Post－Modern，后现代了！现代主义建筑历史阶段的缺失对中国建筑和建筑教育已经产生并将继续产生深刻的影响。
80年代一些建筑师企图摆脱直接搬用中国传统建筑的形式（主要是屋顶的形式），在后现代思潮的影响下，借用“符号”、“变形”的设计手法，以“文脉”（context）的理念，尝试中国传统的后现代表达，其中不乏较好的作品。最突出的是贝聿铭先生在香山饭店设计中对中国传统性民族性表达的尝试。
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北京在“夺回古都风貌”口号下出现的“夺风”建筑，高楼顶上加上小亭子，不伦不类，故然有“长官意志”在内，但其理论依据借助于“文脉”（一个对context不准确的中国式翻译）。
但是，在90年代中期后，伴随着“文化热”，风水、语、吉兆、口彩被当成传统文化，为上至一些政府领导、社会精英下到普通民众普遍地信奉，在这种理性丧失的背景下，加之设计招投标的普遍和设计市场竞争的加剧，文化革命中产生的“形象比附”和“概念附会”，更改了“革命”的词语，换上了“文化”的包装，在设计方案的说明中和评标会上的介绍中滔滔不绝：什么“天人合一”、“天圆地方”、“阴阳和合”、“大鹏展翅”，什么“龙”、“凤”、“蝴蝶”……
这股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糟粕的沉渣泛起和世风低俗、金钱与权力泛滥为背景的，不从建筑学的基本原理和形式规则出发，致力于“形象比附”和“概念附会”的歪风，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建筑的品味，损害了中国建筑设计的健康发展。然而在建筑界、建筑评论界却鲜有批评以及评论，令人遗憾，也值得深思。
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性认识中国传统文化比较“杂”，而且百年来的多次革命，又造成中断和混乱。一次“彻底的否定”带来的是一次“矫枉过正”的泛起；一代受过传统文化教育的人，在“大批判”后尚有几分清醒，一代传统文化教育缺失的人，在沉渣泛起鱼龙混杂的时候，却缺少甄别的能力。
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存在可以和现代艺术和审美契合的精神遗产，尤其是先秦诸子的哲学、禅宗思想、历代文人美学三个方面值得研究。
例如中国历代文人美学，主要表现在关于诗词书画的论著中。这方面古代的著述很多，但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很值得阅读。王国维先生集中国古典学术与西方近代哲学研究于一身，追求思辨哲理和美学，“伟大之形而上学，高严之论理学，与纯粹之美学，此吾人所酷嗜也”。
结语可以相信，在不久的未来，当中国的现代化达到一定程度后，中国建筑必然要召唤传统文化和民族精神，但不会是也不应该是历史的重演。
中国现代建筑的传统性与民族性的表达，需要跳出具体的形象，跳出习用的词语，在对中国传统建筑文化和审美意识进行深入的批判性（哲学意义上的批判）认识的基础上，要作抽象的思辨和精神的凝炼。
探索能和现代建筑艺术和审美意识契合的在精神层面上表达中国的建筑创作之路。做到，“不是”：形象上、技术上不是；“就是”：精神上、意境上就是。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到，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众里寻他千百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
探索中国现代建筑的传统性民族性的表达，也需经过这三种境界。
